诸暨城关……没有山，大山小山都没有，只有火车站对面有座山，是不是因为采石头的原因呢，山被炸得白白的，象一条被挖开了肚子的死鱼。诸暨也没有什么大树，我们住的那个院子里好象只有梧桐树，每年三四月间都会扬起飞絮，弄得人鼻子痒痒的，时不时“阿嚏”一声，打出一个大喷嚏来。

　　姐姐和哥哥的年龄都比我大得多，都到部队里去了。妹妹呢，因为只比我晚出生半个小时，所以很看不起我这个哥哥，而且经常告我的状。有一次只是因为她的梨子小了一点点，就立即向母亲起诉我。大概作母亲的偶尔都会有循循善诱的时候吧，于是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“狗伢子，你也快五岁了……”接下来她娓娓然蔼蔼然地说了孔融让梨的故事。

　　妹妹被深深地吸引了，眼睛睁得比嘴巴都大，然而我却糊涂了：孔融说“因为我年纪小，所以我应该吃小的，”对呀对呀，所以我年龄大，因此该吃大的么，为什么说我不懂事呢？这个故事应该只对妹妹说。

　　然而妹妹的人缘比我好，居然有人敢和她玩，她也经常故意当着我的面，从小兜兜里拿出一把山芋干来，咬得嘎吱嘎吱的。现在想来，应该是把山芋煮熟了、加上芝麻、擀成薄片再放到锅里面炒的，当时只是觉得非常香，不但引得我流口水，还引得我肚子咕噜咕噜响，我只好正气凛然、昂首阔步地逃出门去。然而到哪里去呢？我没有朋友，大家都不带我玩！

　　那时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不带我玩，凡是有孩子和我在一起，一会儿就有大人来把他们喊走。稀罕么！——走出大门，左面是田地，一大片，种着各种蔬菜远远的地方（现在看来并不远）就是一座孤零零的宝塔，寂寞而岸然地矗立在那里，塔后是浦阳江的江堤，可以看见堤上的行人、板车和自行车，想象中似乎还能听见车铃声和人的对话。道路右边是大院的围墙、大门，篮球场（也是露天电影院）边的池塘，再走过围墙就可以看见一道三米多宽的木门，一块牌子，“浙江省什么中学”，应该是诸暨中学吧。想，是不是写牌子的老师少写了一个字呢？街上所有的牌子上写的都是“诸暨县什么什么”呀，有的还是“诸暨县城关镇什么什么”呢！

　　父亲母亲偶尔会带我们上街，我就问父亲，那块牌子是不是少写了一个字？父亲大笑起来，说：是，那块木版太小了，只够写七个字。母亲就半埋怨半提示地喊父亲一声，但是父亲继续抑制不住地大笑。走到街上，父亲指着理发店外面牌子上的两个字问我，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，妹妹就尖声细气地曰：“烧饼！”——果然，理发店隔壁是一个烧饼店，于是父亲又大笑起来，连母亲脸上也露出了极其难得见到的笑容。

　　继续往前走就是浦阳江，站在很脏的水泥桥头往下看，江面很窄，江水是绿的，几乎看不出在流动。父亲就默默地吸烟，吸很多、很久，有时扔下了“中华牌”的烟盒，很快就被路过的孩子拣走，我也想拣，一张中华牌烟盒可以换十张“西湖”或十五张“利群”或二十张“新安江”或三十张“大红鹰”也叫“尖头飞马”，但是即使父亲不会注意我，也还有母亲呢，她的眼睛总是不停地梭巡着我和妹妹，还时时看看父亲。

　　一条小船慢慢地撑了过来，船前面有蓬，船夫就在后面撑着长长的竹篙，头上戴着草帽，不是电影里八路军武工队戴的那种，而是汉奸特务戴的那种，不知道为什么要戴这种帽子。小船渐近，一个年轻人接过了竹篙，年长者就蹲在船板上吸烟，吸“尖头飞马”，船慢慢地进了桥洞，消失了，我和妹妹就跑到桥的另一面，等。似乎等了许久才看见小船出来，但小船却很快地远去，只留下模糊的一个小黑点。

　　归去的路上，母亲买了绍兴的烘糕，很香、很脆。但是几年前再吃，就觉得索然无味，连山芋干也不如以前了——是不是只有留在记忆里的，才是最美好的？
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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